为我做饭的母亲，差点赌散了整个家丨人间有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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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我做饭的母亲，差点赌散了整个家丨人间有味

墨寻人间theLivings 2018-09-16

图丨golo

我听着母亲说着“牌九”、“坐庄”等等奇怪的名词，越发感觉到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奇异、陌生、狂热——这跟做猪蹄冻时认真用心的那个母亲，判若两人。

人间有味丨连载52

我的家乡地处浙江沿海地区，青石雨巷，山水氤氲，我出生于1990年，算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小镇姑娘。

在我物质匮乏的儿童年代，支撑家里经济来源和我温暖记忆的，是母亲每天烹饪美食的双手。

可同样是这双手，也曾埋下一个让我耻于与外人说的秘密。

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实巴交的纺织厂工人，身材矮小，相貌平平，他一生唯一令人称羡的，大概就是娶了我的母亲。

如果不是生于那个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大过天的年代，父亲恐怕是万万不可能有机会能娶得我母亲这样的佳人的，在外人眼里，这桩姻缘真可以算是我父亲修得了八辈子的福分。

母亲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美人，“骨重神寒天庙器，一双瞳人剪秋水”，这般美好韵致，大概是对我母亲年轻时相貌的最好诠释。年轻时的她肤如凝脂，唇若涂丹，一头飘逸的秀发松松挽在脑后，柳眉细腰大长腿，平时还爱戴一对圆圆的金耳环，随着走动摇摇曳曳，更衬得她眉目如画。即使如今她已年近六十，眼角眉梢早已悄然爬上了细纹，那牛奶一样细腻白滑的肌肤依然令我自愧不如。

母亲在怀孕时便没吃过饱饭，在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，奶奶知道只得了个孙女，冷哼一声转身便走了。我尚在襁褓中的时候，家里穷得连个像样的灶台也没有，父亲只得在后门的泥地上用土塑了一个简易的烧火台，给我做米糊吃。

父亲去工厂上班，母亲就一个人在家养猪养鸡养鸭，日日悉心照料，渴盼着小猪仔一天天长膘，或者多攒几个鸡蛋，好换够钱给我买一罐奶粉。

可过年时，奶奶不由分说就将母亲养的猪给宰掉，然后给另外两房的叔叔伯伯送去了，最后分到母亲手上的，只有一小刀带皮的肥肉。

母亲外表看起来柔弱清丽，为人处世却很是泼辣，大概是觉得父亲家这边指望不上，母亲开始在学校和街道上摆摊卖小食，给我赚伙食费。

咸菜、豆干、豆芽再加一点肉丝儿和成馅儿，包进面团里，再用手掌压成扁扁的一个圆饼，投入到沸腾的油锅内，转眼便炸制成了金黄酥脆的馅饼。炸完一大摞后，再将馅饼用棉被裹好，放入白色泡沫箱子内，可以保温很久。两毛钱一个，吃一个就能顶饱。

还有如今早已在街头销声匿迹、极具本土传统特色的面饺，是母亲自小就从外婆那学来的手艺：面粉加水搅拌成稠稠的面糊，加少许味精和盐调味，铁质圆盘加热至烫手，在上面刷一层薄油，舀起一勺面糊沿顺时针方向摊成薄薄的一层面皮，将事先炒好的绿豆芽放在面皮一侧，对折后将边缘压紧，一个热乎乎的面饺便出炉了。

刚出锅的面饺，皮儿还带着点点焦黄，像素白的纸绢上染开的点点金黄色花瓣，用塑料袋套着，捧在手心，呼哧呼哧吹几口气，几口便进了肚子。

除了这些小面食，母亲还在学校附近摆过烧烤摊。每天从菜场买来新鲜的牛肉，用铁丝串成串儿，炭火烤得油脂滋滋滴落，鲜红的肉块紧缩变色，香气扑鼻，也是两毛一串。

靠着这些摊子上的小吃和串串，母亲为我赚够了奶粉钱，将面黄肌瘦瘦的我养成了黑黑壮壮的胖宝宝。

● ● ●

等到我能蹒跚学步、咿呀学语的时候，母亲终于租下了一间临街的二层小店面，结束了日晒雨淋出摊的日子。我们一家三口搬离了破旧的老房子，住在店铺的二楼。

母亲将这爿小店变成了一个面馆，在我们家乡这边，面馆被叫做“点心店”——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南方人都把面条、粉干、馄饨作为正餐之间“打牙祭”的缘故吧。

母亲做面条的动作利落干净，快得让人来不及眨眼。铁锅里的水一沸腾，投入晾好的面条，任其在水沫中翻滚沉浮。母亲趁着这一小段空隙，取空碗，放入味精、盐、酱油、老酒，用滚烫的热水冲开，就是汤底；再烫一把青菜，用筷子和笊篱捞起面条，沥干水放入汤中，撒虾皮葱花，最后再浇一勺猪肉炒制而成的肉臊子。满满当当的一大碗面条，只要八毛钱。

母亲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小小的点心店，灶上的炉火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。每天来吃面的人踏破了门槛，甚至有搬迁到县城或更远地方的人，还会专程赶来我家小店，只为了吃一碗母亲做的姜酒索面。即使到了深夜，还总会有零星的顾客紧裹着外衣，神情疲惫地来店里吃完一碗面，再一身暖意地回去。

烟雾缭绕里，母亲挥舞着锅铲，在铁锅里炒制生姜，老酒倒下的瞬间，浓郁的香气伴随着嗞嗞声，响彻整间小店。

煤炉上的小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切成小条的肥肠，软软糯糯，入口微辣，舀一勺放在刚从锅中捞出的粉条里，好吃得让人快要将舌头给一同吞下去。薄如蝉翼的小馄饨，在滚水里几秒就能熟透，放入紫菜虾皮，炒瘦肉熬成的肉汤，那鲜美的滋味儿能从舌尖钻到心尖上去。

母亲的脸被锅中升腾的热气蒸得通红，光滑的面颊白里透粉，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
父亲是街道上都出了名的好男人，宠爱妻子，任劳任怨，每天去工厂上班的同时，还会抽出一切时间，帮助我母亲打理店内的生意。虽然在岁月和社会的磨砺下，母亲的性格变得愈发泼辣暴躁，对待他的态度霸道而强势，但这些，都在他日复一日细润无声的包容下显得不足为道了。

妇唱夫随，和和美美，我家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。很快，一个天大的馅饼又重重地砸到我家的头上：父亲的工厂早年向职工集资出售股权，没想到竟然真有了回馈，父亲一下领到了十几万人民币——这在当时，就是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巨款。

小小的我那时尚不明白这些钱所代表的意义，只记得那段时间父母反复叮嘱我不可以向任何人泄露这个消息。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更何况这件事已经算整个小镇的爆炸性新闻了。在这之后不久，这笔钱便被我母亲娘家的亲戚借走了大半，时隔二十多年，一分未还。

在F4的《流星花园》席卷全国的时候，我已经能躺在躺椅上，翘着二郎腿看着家里的大彩电，享受着影碟机、组合音响和卡拉OK了，时下最流行的CD摆满了一桌。家里的冰箱堆满我喜爱的冰激凌雪糕，平时我随手就能拿到五元、十元的零花钱，邀请小伙伴往校门口的小卖部跑。有次我将一双母亲去县城逛街给我买的鞋子穿到学校里，在同学的大呼小叫中才知道，脚上这双鞋要四五百一双。

小学三年级时，母亲带我去了小镇上唯一一家教授钢琴的辅导班。那天，母亲穿了一件黑底印花的毛衣，长发柔柔地挽了一个松散的发髻，几缕发丝温婉地散落在两颊，母亲还专门擦了一点淡淡的粉底，涂上砖红色的口红。她端坐在走廊的一张椅子上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交叠着双腿坐着，与钢琴老师轻声慢语地讨论，润红的唇角上带着温柔的笑意。

母亲小学只上到二年级便因贫辍学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女性。但那天的她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知性娴静，与平时系着围裙、喜欢大声叫吼批评我的她完全不同。

△ 母亲年轻时候（作者供图）

这一幕，也成为后来我为数不多的对母亲的温馨的记忆之一。当时的我，沉浸在作为全镇少数能够学习钢琴的孩子的优越感中，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的家庭、乃至全家人的人生，都会发生难以想象的改变。

在我小学毕业前，母亲在大姨的怂恿下，踏入了赌场。一晚店里生意冷清后，她拉着我走过店铺后门的一条狭长黑暗的小路，路灯微弱的白光隐隐照在她的脸上，她一边快步走着，一边雀跃兴奋地和我说：她今天在一个地方赚到了一笔钱，可以给我买好吃的。她还说，以后还要再去赚，一定还会有更多。

当时的我也被母亲的喜悦所感染，心里瞬间划过了一个念头——“要是能经常这样赚到钱就好啦！”

当一碗点心从八毛钱涨价到两块五时，母亲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：将点心店转型成在当时看来最赚钱、最吃香的快餐店。

煮面的铁锅被收起，几块宽宽的木板，上面摆上十几个脸盆大小的不锈钢面盆，里面装着母亲每日新鲜炒出来的各种菜肴，供顾客选择。

2002年，点心店改成快餐店后不久，我小学毕业，升上了镇上的初中。那年暑假，店铺的房东中止了租用合约。关闭店门的那一天，已经从工厂辞职的父亲推着装满生活用品的板车走在前头，我在后面背着书包，手里拎着一只大大的蛇皮袋，里面是我的书和小玩具。母亲则一人在寂静的店内整理她的瓶瓶罐罐和厨具。

我们一家人又搬回了那间有近八十年房龄的老宅。从店里搬来的桌椅盘碗将原本就狭小的老屋挤得满满当当。

在我初一开学后不久，父母找到了一个新的店面，在公路边上，看起来比原来的店面气派了一些，门口是乡镇巴士公交站，平日里尘土飞扬。

之前小店面的人气旺，靠的是长久以来的口碑，搬到新店面后，父亲特意去做了一个简单的招牌，上面写着：平价快餐店，价廉味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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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中正是长身体的阶段，母亲忙碌之余，常给我做猪蹄冻，猪肉周围全裹上了晶莹剔透的肉冻，胶质的鲜美被牢牢锁住，再配上热乎乎的白米饭，吃一口，就像冰与火的碰撞，说不出的过瘾。

可猪蹄冻的美味，却抵消不了我的另一段记忆：

初一开学后，很快要进行英语测试，我便将每个单元的单词都抄记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背诵。

临近下午，菜市场狭窄的过道两旁，零零散散地有几个散户摆着摊子，上面的干货、蔬菜都用布掩着，没有什么人影。母亲又带着我，熟门熟路地穿过这里，来到了一处混合着泥沙石子的空地上。

与冷清的菜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这里的喧哗闹腾。二十多个人围着一张破桌子，里三层外三层地站立着，最外边的一圈甚至有不少人拿来了长凳，直接垫脚站在了凳子上。

他们中有叼着香烟的中年男人，有穿着碎花裙的中年女人，有染了黄毛穿了耳洞的青年人，全都使劲往前倾着身子，似乎桌子上有磁铁一样的东西，在吸引着他们拼命靠近。他们挥舞着双手，尖锐嘈杂的吆喝声夹杂着刺耳的土话，不断地咒骂着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癫狂和兴奋，近乎狰狞。

“你在这里等下，妈妈去一会儿就过来。”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身就挤进了那个圆圈内，被层层叠叠的衣角所淹没。

我翻来覆去把考试范围内的各单元单词都背了个遍，说好只是“去一会儿”的母亲，还没有从人群里出来。

回家的路上，另一个从人堆里挤出来的阿姨跟我们结伴而行，我听着母亲和她说着“牌九”、“坐庄”等等奇怪的名词，越发感觉到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奇异、陌生和狂热。

这跟那个做猪蹄冻时认真的母亲，判若两人。

新店开张后，父母时常忙得不可开交，但营业额却始终上不去。

中午一过了饭点，或者等到下午服装交易市场一关，人流散去，整条公路便陷入了沉寂，只有我家的店面依然亮着灯光。有时候父母等到深夜十点，也等不到几个顾客上门，我晚自习下课回来，架子上托盘里的各色菜都还满满当当，半点都没有卖出去。

为了招徕客人，父母在店门口搭起了灶台，早上煮砂锅一直到九点，下午煮面条外送，其余时间还得要照常准备好中午和晚上的饭菜。一天二十四小时被他俩利用到了极致，也透支了他们的全部精力。

五元钱一碗的早餐砂锅里足足包含十余种丰富的食材：豆腐泡，豆干，花蛤，蘑菇，大虾，虾蛄，牛肉，猪肝，腊肠，蔬菜，鹌鹑蛋，小鱼仔，还有任选的面条，鲜粉，番薯粉，年糕，米面。

所有食材都由母亲亲自调配好备用，猪骨熬制的汤底，海鲜要每天从菜市场买最新鲜的，虾在水盆里突突地窜动，开煮的时候才夹几只放进去。食材在深褐色的砂锅里咕嘟咕嘟翻涌沸腾，沸腾到顶点的时候，关火，连锅上桌。

被父亲戏称为“大杂烩”的宵夜，则是我初中每个晚自习放学后最期待的美味：把一天卖剩下来的豆腐、青椒、排骨、笋干、豆角等等一股脑儿装到一个大盆里，然后在煤炉上加热到沸腾，连盆放到桌上，配着米饭和饮料，酣畅淋漓。

严严冬日里，那红红的炉火，炉上沸腾的食物，烟雾中父母的开怀笑脸，仍犹在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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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生意的久无起色，没有顾客上门的失望，也让母亲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店里。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快速赚到大笔钱的欲念，使得她迫切地想要挣离眼前的这些束缚，到她的赌桌上去。

如果不是因为母亲，我也不会知道，赌博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小镇已经泛滥到了何等地步：菜场、民宅、仓库、敬老院，甚至是香火袅袅的寺庙，都成了赌徒们肆无忌惮豪赌狂欢的场所。

母亲开始更长时间地待在赌场里，每天忙过中午的生意以后，便撂下店里的所有事情，连晚上需要贩卖的饭菜都懒得准备。很多时候她甚至赌得忘记了一切，直到夜幕降临，要吃晚餐的顾客上了门，她也不回来，只留下父亲一个人拼命干活，挤着笑脸应付着顾客们的抱怨和催促。

有次放学回家，我对着正在从沸锅中捞面的父亲，讨要二十块钱去买字帖，父亲沉默了片刻，从口袋里抠抠搜搜地拿出几张零钱，低低地说了句：“字帖也挺贵的啊，要是不买也行吧……就这么多，你省着点花。”

从小到大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是父亲不愿意给的。和学习有关的书籍、文具，父亲向来都是干脆大方得很，第一次像今天这样，说出这种奇奇怪怪的话。

2005年，我到了县城里读高中，需要近万元的集资费。父亲居然是硬着头皮，跟当时的邻居借的这笔钱，才将我送进了学校。

可那时的我，每个周末回家，依旧能吃到母亲做的蒸蛋。我从小就爱吃蒸蛋，蛋黄绵密蛋白嫩滑，无需多余的调料，在上面淋一点儿酱油和老酒就好。一碗四个蛋，我至少能吃掉三个。

天真的我根本没有发觉，在这样平和的表面下，却隐藏着令人胆寒的可怕事实——短短一年时间，母亲就像不知疲惫的陀螺，游转于散落在村子各个角落的赌场，输掉了多年来做生意存下来的积蓄，输掉了存下来的父亲厂里的分红，输掉了下一年就要交齐的房租，欠下了不知道多么惊人的外债。

母亲几乎彻底抛掉了店铺里的生意，除了准备当天必要的食材饭菜，剩下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赌场，父亲也阻止过、争吵过，可最终还是只能独自咬着牙，苦苦支撑店内的生意。

在这样的压力下，父亲得了抑郁症。这还是多年以后，父亲无意中向我说起的。

“睡觉是最可怕的，好端端躺在床上的时候，突然就感觉有人抓着我往下沉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感觉连床也跟着一起晃来晃去，不知道要掉到哪里去，但是我就是醒不过来，尤其是后来，我药没有吃对，又严重起来了，走在路上都有可能晕过去，那时候你妈啊，我说什么又都听不进去，也不管店里的生意，我再难受也只能是忍着，还有生意要做呢，店也得开啊……”

可不管怎样，父母还是小心翼翼地对我隐瞒住了这一切，每个周末我回家的时候，一如往常地给我准备鲜美的饭菜，和我嘻嘻哈哈地开着小玩笑，我没发现半点端倪，也忽略了父亲两鬓染上了灰白，变得愈发臃肿和衰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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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在读高三时知晓了这个秘密的。

那是一个深夜，我偷偷下了床，坐在二楼的楼梯口，听父亲母亲在楼下的低声讨论。

我家的老房子实在太狭小太破旧，几乎没有任何隔音的功效，他们就算再压低了声音，我也能断断续续地捕捉到他们话语里的主要内容。

“债已经欠下了这么多，店里生意难做，这个月利息还要这么高……”

“前几天那个人又来催了，说起码要还一半，村里的独生子女奖励金在我卡里，先把里面的钱拿去顶一顶吧……”

“女儿马上要考大学了，读书的钱得想办法借……你怎么赌那么大，啊？跟你说过十赌九输，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钱给你赢的……”

“我还不是想多赢一点吗，哪里知道运气这么差，就全都给吃进去了……”

很多话语都最终消逝在父亲重重的叹气声中，母亲的话不多，在说到欠债和利息的时候，语气中充满了不甘和气愤。

我独自蹲坐在楼梯口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害怕铺天盖地而来。我知道家里的生意不好，也知道母亲有出去赌博的习惯，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事情已经变得这么严重。

欠债？到底会是多少钱啊……我不敢问，也害怕会从父亲口中听到更为残酷的事实。

在那以后，我一看到父亲沉默，一听到他们叹气，就心脏紧缩，全身冰凉。我害怕极了，控制不住地去想象：会不会我家的店就要开不下去了？会不会连这个家也会没了？

2008年，在公路旁经营了五年的店铺被房东粗暴收回，父母再次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本业，在苦寻新店无果的情况下，母亲想到了一个在她看来最为合适的新营生——在赌场贩卖零食瓜果和简单的生活用品——赌徒通常是不会在意那几毛几元差价的，就算把价格提高个两倍也不是问题。

在这之后，我很少能够在周末回家的时候见上父母一面。他们每天扛着装满商品的大桶，像打游击战一样游走在各个赌场间，甚至比开店时还要忙碌——每天我下楼后只看到桌上早早烧好的饭菜，有时还会有一大盆母亲熬夜做好的卤味。

母亲的生意策略似乎真的奏效了，家里的日子似乎又慢慢好起来了，我在忐忑不安、又有些许期待的心情中考入了大学，带着他们花八千多块钱给我买的最新款笔记本电脑，开始了悠闲又轻松的大学生活。

远离家乡，我也好像也渐渐远离了那些惊恐的日子，追追剧吃吃零食，和所有同龄的女生一样享受着美好的大学时光。我刻意地去遗忘和忽视一些东西，以为情况不会再坏了，至少不会比那时候更坏了。

直到有一天我在宿舍接到表姐打来的一通电话。

“你知不知道，你爸爸妈妈现在欠了很多很多钱在被人到处追债？你妈妈打赌的事情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表姐在电话另一端劈头盖脸的一句话，让我瞬间回到了那个在楼梯口偷听的夜晚。

原来，赌桌上红花花的钞票和人群中爆发出的疯狂喊声，始终在诱惑和刺激着母亲，她在赌友的提议下，拿出了手头上所有能支配的钱，做起了高利贷生意。赌场的鼎盛时期，母亲的那一小笔钱钱滚钱、利滚利，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变成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积蓄。

可她没有拿着这笔钱还债，而是又义无反顾地杀到了赌桌上去。很快，这笔钱就像青烟一样消失了。

但是母亲已经赌红了眼，她拉着父亲，坐上专门拉载赌徒的车，去了很远的山上，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，到处借钱，然后继续赌。父亲高度近视，摘下眼镜后几乎和盲人没什么两样，为了能够监督好母亲，也怕母亲会出事，他只能跟着母亲一起每天坐几个小时的车，一起爬陡峭的山坡，在母亲输钱的时候想尽办法为她筹钱还债。

一次，警察突然上山清缴赌场，母亲情急下躲在了一个木桶里，而父亲则在拼命下山奔逃的路上摔断了腿，从此落下顽疾。直到现在，他路一走多腿就会疼，上楼抬腿也十分艰难，几乎没有办法再走山路。

我不敢想象当我远在异乡时，他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：像母亲这样没有任何后台、已经被压榨一空的中年妇女，赌场里也不会再有放高利贷的人愿意再借钱给她。

每天都有不同的债主上门来讨债，老房子的破门板被人砸得哐哐响，尖酸刻薄的女债主扯着嗓子在门外喋喋不休地咒骂，流里流气的小混混直接踹开了门，拿着棍棒和刀逼着他们跪下。

邻居们都在背后议论着我家欠下巨额债务的消息，说我父亲被人逼疯了，整个人变得痴痴傻傻，甚至还流传出了我在外地因为不堪重负、企图自杀的消息。

2010年暑假，我下了车，提着行李往家走，远远地就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坐在老屋的门槛后，低着头，伛偻着背，在一个个小圆球上涂上胶水，再将银色的亮片一张张地粘贴上去。炎炎烈日，暑气夹杂着化学塑胶的味道，充斥在鼻尖——他们怕风会吹得那些金色银色的亮片粉末到处飞舞，连风扇都没有开。

“反正在家里也没有事情做，现在做做这些小东西还挺流行的，你奶奶也有在做，我跟你妈也一起做做，就当赚个菜钱。”父亲的汗珠随着脸上黝黑的纹路滑落，裸露在外的膀子和腿早已经晒成了黑炭一样的颜色。母亲原本牛奶一样细腻的皮肤，竟然也已经晒成了黑黄的颜色，长长的头发盘在脑后，说不出的苍老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我内心上的震动，和无法抑制涌上心头的酸楚。

而这样的假期也并没有平静多久，一天晚上，母亲突然慌张地关掉了楼下的灯，然后嘱咐我赶紧上楼，无论楼下发生什么事、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下来。

然后，我就听到楼下有人砸门的声音，紧接着是桌椅在地面上剧烈摩擦的刺耳声响，夹杂着分不清男女的喊骂声，还有重物滚落在地上的闷响。我听到语气向来温和的父亲拔高了声线，吼到破音嘶哑：

“现在真的没有钱！不骗你们，真的没有！你们这样过来是要逼死我们吗，我说了只要有钱就一定还你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啊？还想怎么样啊？！”

我呆呆地坐在楼上，看着面前跳动的电脑屏幕，戴上了耳机，调大音量。我感到愤怒、悲哀、害怕、羞耻，更感到无比的绝望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自己的懦弱和渺小。

接下来的整个暑假，我都默默地陪着他们，一起做手工饰品，一个月下来，父亲从承包这些手工零活的工头那里领到了九百块钱。

拿到钱后，母亲马上去菜场买了一桌我爱吃的菜，她的手艺还是那么好，鱿鱼和五花肉滋味浓郁，鸡蛋羹嫩滑鲜美，猪蹄炖得软烂熟糯，在学校里的时候我每天都想念这些菜的味道，但终于吃到嘴里时，我却嚼出了满口的苦涩。

假期快结束的时候，父亲吞吞吐吐地问我，学费能不能跟班主任说一下晚一点交，或者有没有什么贫困助学金可以申请，还有家里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万多买的那架钢琴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当二手卖一点钱？

我在床上转过身，用被子盖住了脑袋，没有说话。

开学的前几天，父亲不知道在哪里借到了我的学费。两位几乎不曾碰面的婶婶突然到家里来看望我，坐在我的面前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嘱咐我好好学习、不要被家里的事情影响，一边时不时地相互交换一个眼神，里面闪烁着显而易见的讥讽和嘲弄。

她们走的时候，每人给了我两百块钱，我收下了。我知道现在父亲口袋里可能连五十块钱都没有，我不能再给他增添更多的负担。

那年，我还未满二十岁，早已没有了无忧无虑的年纪。

磕磕绊绊的，我终于毕业了，一结束实习就回到了家里。

母亲凭借着一手烧菜的好手艺，在县城的一个熟人开的棋牌室里当烧饭阿姨，父亲在旁边为她打下手，两个人加起来大概四五千左右的月薪。

每天深夜，母亲都会把顾客吃剩下的白米饭和一些干净的饭菜带回家，让我当宵夜和第二天的午饭吃。

将带回来的剩饭剩菜放在锅里热的时候，母亲微垂着头，低低地开了口：“村里给咱家分的套房，爸爸妈妈就先卖掉了，比较匆忙，也来不及和你商量，你放心，以后妈妈一定给你买个更大更好的，一定会买的。”

不知从何时起，那个有些高傲的、严苛的母亲，已经转变成了眼前这个笑容温和到有些怯懦的妇人。家里依然入不敷出、拮据窘迫，时不时还会有蛮横的债主找上门争吵，母亲终于没有了资本和胆量，不再去赌场了。

我却终于感到一种久违的心安。

老房子没有几样像样的家具，餐桌就在煤气灶边上，没有油烟机，每次母亲在老屋狭小的空间里做菜时，整间屋子里便烟雾弥漫，无比呛人。

午饭的时候，桌上多了一大盘鱼头豆腐汤，鱼头很大，表面煎得金黄酥软，衬着白花花的豆腐，色泽诱人，香气扑鼻。

我扒拉了一大口米饭，才开始吃这盆菜。豆腐滑嫩，鱼肉鲜美，鱼汤更是鲜香无比，我连着吃了好几口，十分好奇地问：“妈，这是什么鱼头啊？是不是很贵啊？以前都没有吃过，很好吃！”

母亲噗嗤一笑，语气平淡，神情上却是掩饰不住的欣喜：“这便宜得很，就菜场里那人卖剩下的鱼头，这种鱼头没什么人买，收了一块钱就当卖给我了，怎么，真的有那么好吃？”

闻言，我又惊又呆，这么好吃的鱼头，居然会没有人买？

母亲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脸上笑意更浓了：“烧这个我可是花了很多功夫的，鱼头里面一定要洗干净，用热油把两面都煎了，最主要放的是我们家自己酿的糯米酒，慢慢多炖会儿，这样才好吃咧！”

“真的很好吃！豆腐和汤也好喝，我最喜欢吃这样的鱼头豆腐了！啊，怎么能这么好吃啊！”我一边埋头喝汤，一边摇头晃脑，陶醉地感叹。

母亲被我的模样逗得更开心了，笑容止都止不住：“这有什么稀罕的，你要喜欢吃，明天我让老板再给我留，多留几个，让你吃个够！”

这一刻，我才觉得，自己那个风风火火、勤劳能干的母亲又回来了——食材不分贵贱，更没有高低之分，一切只在于做的人是否用心。

每一口汤，每一口鱼肉，我都能吃出母亲饱含其中的无尽耐心和爱意——她用她的所有来爱我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

很快的，我在县城找到了工作。每个月三千多的工资，我会先抽出两千交给母亲。我知道这一点钱对于我家欠下的债务来说，只能算是杯水车薪，但我想尽我所能去帮他们分担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。

2012年，父母终于又找到了一个位置绝佳的店铺。房东是过去的熟人，当天谈妥，交付好了定金。那天下午我正背着笔记本电脑，赶去给学生辅导功课，天空特别蓝，连续的梅雨悄然散去，空气中还带着一点湿润，路上母亲打电话过来，欣喜万分地跟我说了这个消息。

那一刹那，我被一种夙愿终于成真的巨大喜悦感贯穿全身，几近眩晕，激动得皮肤上的鸡皮疙瘩都要炸裂开了。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答母亲的话的，只记得一瞬间街道上的所有车笛鸣声和嘈杂声响全部隐去，只留下了那句：

我们家要重新开饭店了！

多少次我在梦里，都在帮忙把热气腾腾的米饭装好给顾客端上桌，梦见母亲系着围裙在锅炉前挥舞着锅铲、父亲在招徕着客人……

这一次，不是做梦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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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间拥有两间店面的新店铺，高大敞亮的门面，全玻璃落地窗，墙上贴的墙砖和地面上铺设的瓷砖都是我亲自去选的，墙面是磨砂的浅黄，地面透着淡淡的粉。

它距离儿时我家的那间点心店，只有不到几十米的路程，冥冥之中，曲折动荡，一家人又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。

父亲咬牙花了一大笔钱，做了发光字体的灯牌，店名是我母亲的名字。一切都是崭新的，一切都回到了轨道上。

开店六年，父亲母亲起早贪黑，努力经营着这来之不易的店面，拼尽全力偿还债务，将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在了这家店里。那个会嫌弃抹布油污的女儿也早已走远，我会切洗食材、煮饭，每天打扫好店内的卫生，为客人装菜打包，快速准确地结账，微笑着送走熟客，麻利地端盘子理桌子，洗好一摞摞碗，也会为我能为这间小店尽力而感到满足。

店里的灵魂依然是母亲。每天五十多样的菜色，全部是她一个人准备的。打仗一样地忙完一天，晚上还有繁复纷杂的任务清单要去完成：炖猪蹄，做腌鱼干，做腌菜，买来鲜鸡做熏鸡，熬制虾酱，挖黄泥做咸鸭蛋，清明要做麻糍，冬至做糖团，过年晒酱油肉，喂养老家的鸡鸭……

这些极琐碎而又难熬的事情，让母亲曾经细白的纤纤十指，也粗糙起来，遍布老茧肿痕。可就算如今的她，已经是一个体态臃肿、普通平凡的中年妇女，唯一不变的，是她的那依然白皙的皮肤，还有她最爱的砖红色的口红。

而这些年吃尽了苦的父亲，也重新变得爱说爱笑，只是一头黑发早已花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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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声

岁月流转，四季变迁，一切终归平静。

我敲开了一只母亲亲手用黄泥腌制的咸鸭蛋，用筷子轻轻一戳，蜂蜜一样的蛋黄油流了出来。

端午就要到了，晚上会照例有一群附近中学的学生来吃饭，这七八个孩子，从初一开始就在我家店里吃，今晚这顿，是他们参加中考前的最后一顿饭，这顿饭后，他们将各奔前程。

母亲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，专门做了时下孩子们爱吃的孜然羊排、水煮鱼、香辣花蛤和可乐鸡翅。当孩子们放下沉重的书包，看到满满一桌的菜时，有几个女孩子悄悄红了眼眶。

所有菜都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点儿没有剩下。

待他们走后，母亲一边收拾着碗碟，一边念叨着：“读书不容易，希望他们都能上好高中，都考出好成绩。”

我的鼻子有些发酸，却忍不住地笑开来——我想我梦寐以求的平凡幸福，其实早已到来。